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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有四大“厄”：水、火、兵、虫，其中尤以“兵厄”为害最大，《四库全书》等于“兵厄”的受害者。
这部世界上最大的手抄丛书，全书约8亿字，因为太珍稀，怕出意外，乾隆时期共抄7部，分头藏进南北7座皇家藏书阁。不念念，才到清末，《四库全书》就只剩“三部半”了。这“三部半”在抗战中险象环生，如今书与阁同在一城的，仅剩文澜阁本。
“半部”文澜阁本，侘傺最多，从晚清起，就历经战火、迁移、补抄，而回溯其最胆战心摇的篇章——抗日西迁，更是一部由文东说念主志士与鄙俚大众共同书写的“文脉长征”。
1909年拍摄的文澜阁里面，《四库全书》和书柜都在。
当天文澜阁
四库七阁，鲁殿灵光
1938年2月22日，一辆军车从上海飞驰杭州。车上，是日军“占领地区文化罗致委员会”派出的9名“文化东说念主”，他们的任务惟有一个：把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带回日本。
日本东说念主觊觎《四库全书》多年，“1905年3月10日（日俄干戈时间），我军占领奉天（即沈阳）时，我国粹术界领先对准存放在奉天故宫的《四库全书》以及繁多的殿版书本，并提议搬运到我国。”这句话出自日本东说念主水野梅晓在1935年所写的《明治大帝和奉天文化的保护》，可见他们早就惦记住，要窃取这部书。
闹得最沸沸扬扬的，要算溥仪“败家”，差点把奉天文溯阁本卖给日本东说念主的“黑历史”。
1922年3月26日，上海《局势新报》和北京各报登载了这样一则音尘：清室准备将奉天《四库全书》以120万元的价钱出售，日本暗示非论奈何一定要将《四库全书》买得手。随后，两方东说念主员进行了奥妙交涉洽谈。
乾隆帝若地下有知，一定大受刺激。算作一位有“文治”弘愿的天子，乾隆帝对《四库全书》视若张含韵。昔日他金口一开，搞盛世修典。算作主编，纪晓岚带着3800多位儒生，伸开了一场前无古东说念主后无来者的纷乱工程。这部书耗时13年，共收书3461种、79309卷、36381册，基本囊括了中国总共旧书，故称全书。
为躲“书厄”，乾隆帝把这部约8亿字的丛书誊抄了7个版块，分藏于南北7座藏书阁。“北四阁”为北京紫禁城文渊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沈阳故宫文溯阁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，都是皇家禁地。其余三部保藏在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，也等于“南三阁”。
据史料记录，文澜阁是“四库七阁”中唯独向大众开放的。江南的文东说念主学子可入内阅看，在办理手续后，还不错把书借出抄录，可谓开世界各人藏书楼之先河。
不外，盛世片时即逝，烟土干戈距乾隆去世惟有41年。1860年，圆明园付之一炬，文源阁书也化为乌有。“南三阁”在太平天堂畅通中削株掘根，惟有文澜阁里抢救出一些书，算是“半部”。
到民国《四库全书》仅剩“三部半”。为防偶然，1914年，民国政府把奉天文溯阁本运来京师，暂存于故宫保和殿内。存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本，则划拨给北平藏书楼。
号称中中语脉的一部书，为什么要拿出来贱卖呢？
原来，“小朝廷”此时正在运筹帷幄逊帝溥仪的婚典，比照同治婚典的悦目，即便一切节约，也需要50多万元，可民国政府只原意拨款10万元。为了支撑“君王”尊荣，他们将眼神盯上了紫禁城里的宝贝。
清室听说，日本因为法国买到了一部分落入朝鲜之手的《四库全书》，而感到十分叹气，便主动去与日本驻京公使署计算，请他们购买暂存在保和殿内的文溯阁本。
溥仪登报拍卖“家产”不啻一次，但这次，中国学问界嚼穿龈血。北京大学陶冶沈兼士、马衡等七东说念主发表声明，《四库全书》及宫中所藏一切史籍古物，都是国度公产，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，淌若卖给番邦东说念主，不可是毁弃国宝，更是国民的贬抑。他们好坏条目政府迅速派东说念主查明此事，并将库书从保和殿内调遣至其他妥当的部门，妥善支撑。
这次，日本东说念主没能将《四库全书》买得手。1925年，手抓兵权的张学良躬行出头交涉，才使文溯阁本讲究奉天。
6年后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东北消一火。时任“奉天市长”的土肥原贤二，在事变发生后仅一个星期，就发出公告，令日军将文溯阁本掠走、封存。尔后，中国粹界渊博认为，文溯阁本已被运往日本。
华北不安全，深藏大内的文渊阁本，不得不以影印为名南下避险。专室排列的文津阁本是北平市民的省心丸，轻视不可动。它和杭州的文澜阁本，一南一北，对外开放，使北平藏书楼和浙江藏书楼（简称浙图）成了学术重镇。
1937年，北平消一火，文津阁本情况不解，文渊阁本也在东躲西藏中，荣幸难料。文澜阁本一时刻成了“四库七阁”中的“独苗”，愈发珍稀。
进犯江浙前，日军有益成就了“中支（华中）占领地区史籍文件罗致委员会”，以“满铁上海事务所”“东亚同通知院”“上海自然科学研讨所”等机构的成员为主干，名义上都是文化东说念主、中国通，其实等于史籍大盗。“南三阁”中仅存的文澜阁本，自然被他们视为囊中之物。
关联词，这9东说念主小分队在豪恣涤荡了文澜阁、浙江省修复厅、西湖博物馆等26个机构单元后，却“缺憾地”一无所获。其后，日军探询到书已调遣到富阳山区，又磨刀霍霍地杀到了富阳渔山。
富阳渔山赵坤良旧宅，算作文澜阁本迁出杭州后的首个落脚点，曾藏书3个月之久。赵坤良的后东说念主在采访中说起鬼子进村的情形：“1940年日寇为逼放洋宝着落，放火烧了我家新宅，那时房屋都烧结束。”
他把一把小凳子翻过来，后面是赵坤良亲笔：“民国二十九年敌寇流窜本乡，新房被焚，此凳因借石马村小学，由幸得保存”。这段笔墨穿越于今，既是日寇骚扰的罪证，更是护书东说念主无悔的骨气。
赵家新宅烧光了，但藏书的老宅却躲过此劫，今已成为文澜阁书西迁的首站缅想馆。其实，在日军赶到富阳时，早有东说念主棋快一招，把书转走了。这些书其后又障碍浙、赣、湘、黔、川五省，一次次逃过危急，抗战告捷后才运回杭州，往复行程达5000多公里。
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西迁图
这次陈旧而归，被日本学者松木刚写入《掠夺了的文化——干戈和史籍》一书。他有所不知的是，与日军周旋的，不是队列，不是政府，而是一群三战三北的书生。
“前丁后陈，并垂永恒”
主理这次抢运的，是时任浙图馆长的陈训慈。
在老相片里，陈训慈给东说念主的第一印象是“孱羸”，在浙图后东说念主的回忆里，他是位“瘦瘦小小的老者，拄出手杖，踩着碎步进收开销，大概只怕踩着蚂蚁，连不满都是文绉绉的”。这样个白面书生，找东说念主，找钱，找车，遗址般带着国宝翻山过河，躲过了炮火轰炸。
为抢运国宝，陈训慈曾屡次至浙江省耕作厅寻求匡助，但又失望而归，还吃过几次闭门羹。史学家毛昭晰说：“陈先生曾屡次向我弘扬，他和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去找厅长条目拨款遭到的苛待，每次说到这件事，都卓越敌对。”
其后，耕作厅耐不住陈训慈软磨硬泡，发300元算作路费，但这根底办不成什么事。陈训慈只好回旧地，将家中谷仓中的稻谷全部贱价出售，这才筹到了急需的200元。
从建德往龙泉那次调遣，运脚又无着落。1937年12月15日，他在日志中哀叹：“又为运书款绌，已向张晓峰借二百金，自垫二百金，今悉罄，无以应挑工工资，乃往访振公，仅借得六十金，应付颇不易。”
学者吴贤良在2014年采访过陈训慈的女儿陈约文，让他倍感唏嘘的是，为了救这些书，陈训慈让行将坐蓐的浑家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回旧地。临行前，他对夫东说念主惟有一句布置：“你们我方避祸去吧”。
这句话，让那一笔一画写下来的8亿字，莫得白写；这句话，也让他算作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，显得颇为冷凌弃。
陈约文对此并无怨言，反而篮篦满面，认为父亲太伟大了。她生在嗜书如命的家眷，“江南三阁，文澜独存”的故事自小熟知，当初是八千卷楼的丁氏昆玉，侠肝义胆，才使这些书幸存下来，而“护书仿佛等于父亲的老实”。
陈训慈在《运书日志》中，时常“怆然于怀”，也常念念起浊世收书的丁氏昆玉。
1860年，太平军第一次攻入杭州，文澜阁并未遭劫。第二年，太平军再次干涉杭州，依然崩塌的文澜阁无东说念顾主及，藏书流散民间。
距孤山10多公里外的留住镇，丁丙、丁申昆玉正在西溪丁氏家祠中隐迹。元宵节将至，昆玉俩去集市采购，丁丙撕开包装纸，短暂瞟见纸页一角有个鸡血迹记。
“这不是乾隆御览后的宝印吗？”算作八千卷楼主东说念主，丁家藏书大量，自然认得文澜阁本上的藏书章。
“文澜阁书得无雕残在此乎？”昆玉俩心急如焚，但沿街收购，仅仅杯水救薪。他们探询到，太平军攻城后，文澜阁曾一度算作军营，但并莫得被焚，便诡计着潜入城中，到断壁颓垣中去找书。
日月无光夜，丁氏昆玉带着几个胆子大的，潜入孤山眼下的文澜阁，用划子将剩余的书一丝点偷运出来，连夜搬回留住镇。
西溪到孤山，需越山涉河，加上沿路太平军着重，一不小心就会丢了性命。但他们真实赞助了泰半年，救回来的书，虽多为残编缺卷，但已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/4。
为保安全，丁氏昆玉还把这批书运往上海暂存。这一齐亦然几次盘诘，太平军“虎视蜂涌，举白刃相向”，最终凭“二君安祥剖辨”，终于放行。
谭钟麟任杭州知府时，对丁氏昆玉抢救文澜阁本的善举就甚为感佩。再度到杭州任巡抚，见他们已收回环澜阁旧藏近万册，决定重建文澜阁。
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新阁建成，书楼依旧在，但书却难全。丁氏昆玉发愿用江南旧藏将剩下的四分之三都补上。他们招募了一百多位书生，个个一手好字，抄遍了丁家家传的八千卷楼藏书，又从宁波范氏天一阁、杭州汪氏振绮堂等数十家藏书楼借原来来抄。
除了江浙，丁家还派出补抄团，远赴长沙卧雪庐、宣城瞿硎石室等藏书楼去借书抄书，最远到达广州孔氏二十三万卷堂。
整整七年，飞花入字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明朗，丁丙在丁申坟场泣泪长告，文澜阁本仅1000多册莫得找到原来，剩下的，都抄全了。丁丙其后在《八千卷楼自记》中警告后辈：“吾祖吾父之志，吾兄未竟之事，吾勉成之，小子识之。”
清末民初，丁家自顾不暇。阁书从文澜阁迁至浙图的德式红洋房，获取更为妥善地保护，丁丙遗愿也被一代代浙图东说念主所剿袭。
钱恂是浙图首任馆长，自然其后作念了京官，但对补抄一事仍系于心。民国4年，他请袁世凯特批，商借文津阁本，在北京的家里竖立补抄馆，前后历时八年。
张宗祥任浙江省耕作厅厅长后，决心补抄完整。但他特性骄傲，“不肯向公家要钱，受着千般闲气和敛迹”，其抄书经费全在浙江籍东说念主士中召募，未动用公家一纸、一笔。
在上海筹款时，张元济、周庆云同期条目他“非论你的官擢升到什么地方，这一件事体必须办到限定为止，不可半路丢着不管”。张的回答是：“除了死，我一定管到底。”
文澜阁本的补抄犹如一场60余年的“竭力于”。丁丙跑完“第一棒”，钱恂绝不彷徨地接过“第二棒”，张宗祥在“第三棒”接力冲到了“尽头”。
由于补手本多采自江南藏书楼，未受清廷点窜，是以留存于今的文澜阁本，比原本更完整、具有更高的版块价值和历史文件价值。
比如，岳飞《满江红》中的名句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，因“胡虏”“匈奴”等在清代属于犯讳语汇，是以在收入《四库全书》时被改为“壮志肯忘飞食肉，笑谈欲洒盈腔血”，显得刻鹄类鹜。存世的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中的《满江红》一词，都是惨遭点窜的，惟有文澜阁本还原了这首词的原貌。
数次补抄的“百衲本”存世，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之大幸，对浙江东说念主来说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与委托。陈训慈生在浙江慈溪官桥陈氏家眷，是蒋介石“文胆”陈布雷的亲弟弟，又参与过补书抄书，自然深知这“百衲”中凝华的心力。
从左至右，丁丙、钱恂、张宗祥
“你们我方避祸去吧”是陈训慈算作馆长的担当，但其代价是，浑家在旧地难产丧子，儿女在消一火区苦苦抵挡。2021年，陈约文在台湾作念口述史时，已是93岁乐龄，仍不肯意回忆那段童年梦魇，“即便到了这把年龄，偶尔还会作念恶梦”。
省内三迁，无钱无车
带着书避祸，还能屡次跳出日军会剿，躲过一次次空袭，这与陈训慈曾师从竺可桢，有史地研讨功底有很大联系，他似乎总能细察局势，料敌先机。
1932年，他出任浙图馆长的第3天，一·二八事变就爆发了，商务印书馆总馆和东方藏书楼被日军有运筹帷幄地焚毁，史籍办事失掉惨重。他写说念：“职司文化机关者，亦宜策万全之说念，以着重于未然。”
1932年陈训慈与浙图职工合影
尔后，他虽患病咳血，照旧把藏书楼责任“卷上了天”。在他任上，浙江藏书楼成了寰宇最早的“24小时藏书楼”，全年365天昼夜无休，并为读者代办膳食，省内提供书本寄递。这种书生救国的紧迫感，正源于他对干戈的忧患理解。
对文澜阁本，他“常登临摩挲，感想先哲之劳绩不置”，他本念念让《四库全书》“深远社会，以为鼓舞一切办事之主力”，但战败来得比预见还快。
七七事变后，预料想中日军事力量悬殊，他启动贪图“搬书隐迹”，并向耕作部和浙江省耕作厅厅长许绍棣打报酬。即便没获取回答和经费，他仍命总务组赶制木箱。
陈训慈胞妹陈玲娟那时在杭州艺专上学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参与了盘点、登记和装箱责任。8月1日至3日彻夜责任的现象，她在百岁时仍百里挑一在目：
“在红楼二层，按限定摆放着一滑排刻写‘钦定四库全书文澜阁尊藏’字样的书柜。怒放书柜，看到的是用银杏木夹板夹好的一本册库书，古籍之间垂下来的一张张书签，绵薄稽查和登记史籍信息。丁丙补抄后，就制作了这批书柜藏书。”
“由于书柜前后相距的空间有限，放不下持重的办公桌，我只可找来椅子蹲在地上圈套桌使用，谨慎登记抄写，开列清单造册。三天中，夜晚遇空袭警报，就临时关灯停工。”
整理历程中，书箱防潮和防蛀是要紧问题。为此，她有益去我方上学的艺专找来一批油画布，又去街上购买了不少樟脑丸和棉纱布。装箱时先把油画布垫箱底，书装满后再在箱内四周放上赋闲樟脑味的小布袋。缺憾的是，临时寻找防潮材料不易，仅一部分书箱作念了这样的保护。
4日凌晨，228个木箱，包括文澜阁本140箱、善本88箱，在蟾光下泛着微光，馆员们用墨笔在箱底写上“浙图孤山分馆”，算是终末的身份发挥。
早上，天公偏不作好意思，台风过境，在西湖掀翻数尺大浪，许多大树连根拔起。为了赶在钱塘江封江之前离开杭州，卡车冒雨将书运至南星桥船埠。陈玲娟目送史好意思诚、夏定域、毛春翔、叶守荣等护书东说念主消失在风雨中，哪知，这一去等于9年。
陈训慈莫得随书登船，他还要不绝搬书除掉，还要联结各方创办《抗敌导报》，就连宁波天一阁的9000多册藏书到浙南，亦然由他组织抢运的。杭州消一火前三天，他才终末撤出，妻儿避祸回旧地，他也没去火车站送行。
8月5日中午，库书抵达富阳渔山。馆员夏定域站在船头，望着两岸青山，分外亲切，他等于富阳东说念主，与渔山乡绅、时任《东南日报》剪辑的赵坤良是同乡老友，早在战前，他就来勘探过这里的地形，将藏书点定在赵家老宅。《富春渔山赵氏家支》中记录：“此地距江岸十五里，群山环绕，沉无烟。”
从船埠到赵家老宅还有15里山路，赵坤良早有安排，百余村民肩挑扛抬，终于在天黑前完成了书箱搬运。张水木老东说念主在91岁时回忆：“重的箱子两个东说念主抬，轻的一东说念主挑两箱，来回一回要两个小时。”
为确保安全，赵坤良拆掉了老宅的灶头，严禁宅内使用明火，并让家东说念主都搬到新宅居住。浙图馆员毛春翔等，有的会点武功，在楼下昼夜守护，三餐均由赵家东说念主烧好送来。
渔山有船埠，便于沿江调遣，但与杭州仅一江之隔，并非久留之地。毛春翔回忆，及至十月间，日机轰炸杭城，山里也可闻见爆炸声。“一朝杭州失守，侵华日军朝夕渡江，随时可达，库书安全顿成问题”，陈训慈决定，不绝沿着水路跑。
启航前，夏定域抽空回了趟旧地。说念别时，见宗子夏锡楚已11岁，便念念着把女儿带在身边，考验一下，没念念到，这一齐苦旅，竟形成女儿因病早逝。
这次调遣，仍莫得经费，照旧总务主任史好意思诚向赵坤良借了200多元。划子逆水而上，“越桐庐，至俞赵，船重水急，无法上驶”，不得已，又卸船装车，花了三天时刻才运到浙西建德。为了借车，陈训慈被官僚耍得团团转，吃尽苦头，终末照旧向我方的淳厚、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乞助，才从浙大西迁的车队中抽调了一辆。
12月24日，杭州消一火，建德又成前哨。陈训慈听说南京也消一火了，不由缅想文渊阁本有失，文澜阁本成了孤本，建议耕作部将库书内迁，以保存文件。可浙江省政府等于不肯意库书出省，但愿在省内觅地荫藏。
中央和地方之间彼此扯皮，陈训慈周旋其间，受尽夹板气。那年元旦，他坐在去金华的船头，把自责写进日志：“这次仓皇迁避，搬书未完，未达安全之地，尤觉未能善其守书之职，忧咎难以自解也。”
“那时船只极少，浙图又无我方的卡车，省耕作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，幸赖竺师对浙图之轸恤，对文物史籍之嗜好，慨然命浙大腾出我方的运输卡车，屡次为浙图抢运阁书过甚他书本。”在浙大匡助下，库书于1938年1月转运到了四面环山的龙泉。
龙泉旧属衢州地区。杭州笕桥机场失陷后，衢州机场成了东南战局的重中之重，亦然日军的要点军事筹算。
耕作部再向浙江省政府连发三通加急电报，但省政府主席黄绍竑，是桂系军东说念主诞生，对《四库全书》全无了解，致使还问身边的东说念主，这书是不是某种档案。
会上，他表态说，地皮东说念主民都毁掉了，还谈什么文物。耕作部淌若要，就我方来运吧。也等于说，书要运到外省，省政府不出钱，不出车，不负责。
数次呈请迁书未果，1938年1月7日，陈训慈写说念：“今既无馀钱又无交通器具，无源之水，前已饱耐劳难，今将安所效用。观万一疏失，将缘何对浙东说念主，缘何对文化，不禁殷忧，尤不禁对主理耕作行政者致其愤愤也。”
僵持不下时，浙大校长竺可桢再向耕作部部长陈立夫建议，这套书“鲁殿灵光”，应该调遣到大后方，并暗示，浙大舒心支援。1938年3月，竺可桢筹集到2000元，算作到贵阳的垫付款，并派浙大陶冶李絜非到龙泉，协助运书。
贵州六年，洞里藏书
1938年3月27日，文澜阁书出省西迁的苦旅登程了，仅在武夷山和仙霞岭中迁回，所遇的险情，就不计其数。
自浦城至山河峡口，山势高低，天气恶劣，一辆装书的车翻入江中。毛春翔从那辆车上摔下来时，由于身上背了一只手电筒，夹在腰上，致使腰部受伤，一直到好多年以后，仍常闹腰背痛。
“东说念主不错死，书不不错失掉”，毛春翔竟随着书一起跳入水中。亏得书箱难懂，不久便沉底，并莫得冲走。毛春翔正巧是山河东说念主，他用家乡话对来维护的乡亲们说：“这些都是因日本鬼子而‘避祸’的宝书，请长者乡亲助上救苦救难。”老匹夫一听山河口音，都认为亲热，又听说这书是“国宝”，便连价钱也没讲，一个个跳到冰冷的河里。
捞上来的11箱书若不足时暴晒、晾干，很容易“结饼”或霉烂。所幸第二天有太阳，一大早，毛春翔、虞佩岚等就向老匹夫家里借来竹簟，在城隍庙的天井里晒书。
礼贤的城隍庙天井在大堂最内侧，有两处，呈对称漫步，各9泛泛米掌握。两个天井里铺满湿淋淋的古籍，太阳虽大，可初春的阳光毕竟力说念不足，两天晒下来，书本仍在渗水。
鉴于形势极为严峻，山河不可久留。负责押运的李絜非痛下决心，湿书装箱，再行动身。《四库全书》搭上火车，经江西萍乡，过湖南株洲到长沙，又经湘北、湘西，一齐风雨兼程，于4月25日抵达贵州贵阳，秘藏于西门外的张家祠堂内。
摆在护书东说念主眼前的首要问题，照旧在山河落水的那11箱湿书，尽管各人在路上奔跑钻营地曝晒，但踟蹰一个月之后，情况比那时更糟，必须在太阳下面翻晒。
所谓翻晒，等于要先一页一页将其小心仔细揭开，再垫上毛纸晒，这11箱书有300多册共15万页，可见责任量之大。
贵阳的天气是出了名的阴晴无定，“天无三日晴”说的等于这里。那时是春天，老天的脸更是说变就变。夏定域带着几名打散工，见太阳高照，就速即快手快脚摊开，但时常刚摊几排，雨点就下来了，又要以更快的速率收书。他们就这样反反复复，不厌其烦地干了好几个月，唯独可欣忭的是：由于这批书的纸质较好，并莫得出现霉烂的气候。
原以为贵阳地处万山之中，是个安全地带。不意，忽然又有18架日机进犯贵阳市中心，炸毁建筑大量，伤一火数千东说念主。张家祠堂距市中心惟有2公里，若再来一次轰炸，效果不胜设念念。
夏定域等东说念主向贵州藏书楼的同业求教，该馆有位勤杂工向他们建议：“贵阳北郊的山上有个地母洞，可藏好多书，还不怕敌机炸。”
贵图馆长蓝端禄奥妙派东说念主到地母洞勘探，发现这是一座被茂林笼罩的自然溶洞，处在峻岭顶，洞高四五丈，深七八丈，有一百多泛泛米，确乎是个自然书库。
他们在洞边搭了三间茅庐，算作办公室和寝室；洞内三面隔板，顶上搭斜棚，覆以瓦片，涂白灰，防漏；下置木台，离地约2尺，周围撒石灰，防潮；洞外相易沟渠，防雨水侵入，算是器二不匮。文澜阁书在地母洞里，终于过上了稳重日子。
1942年浙江藏书楼责任主说念主员与尽心支撑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在贵阳地母洞中合影
1940年秋，陈训慈应其兄长陈布雷之邀，到重庆军事委员会伴随室第二处任职。上任途中，他专程绕到地母洞稽查文澜阁书支撑情况，正巧夏定域应浙大之聘，将任国文系陶冶；毛春翔也受老乡何炯之邀，要到湖南黔阳县任耕作科科长。
陈训慈缅想库书无东说念主督察，就将与我方同业的表弟柳逸厂留在贵阳，接替夏定域的责任。后柳逸厂因病下野，陈训慈躬行写信召毛春翔回来，并寄旅费300元。毛春翔是浙图东说念主，一齐护书到富阳、建德，亲历山河翻车，对这部书感情很深，便辞官回到了贫苦的岩穴。
自他接办后，除按以往组织秋季晒书外，还在春季加晒一次。因是主动加晒，莫得向耕作部恳求津贴，只拼集从办公费和我方的工资中挤出一丝补助款给雇工。毛春翔其跋文说念：“黔东说念主质朴，得此少量津贴，亦知昂扬，汗流夹背，毫无怨言。”
陈训慈自然离开了浙图，但在重庆时间，哄骗一切契机，向蒋介石、陈立夫陈述文澜阁书的逆境，催促重庆政府拨款护书。
1943年，蒋介石电令贵州省主席吴鼎昌：“地母洞湿气，藏书恐霉烂，应另觅安全地点迁藏。”后经贵州省耕作厅实地勘探，开箱验书，发现史籍保存完好意思，也就不换地了。
护书元勋毛春翔在《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》中说：“八载深锢边关，卒复完璧归杭，是谁之力与？曰陈叔谅先生（陈训慈字叔谅）之力居多。凡东说念主事安排，经费请领，防潮开辟之改善，职工活命之支撑，以过甚他关联阁书之安全者，齐赖先生主理珍贵于其间，前丁后陈，并垂永恒。”
央图争宝，劫后讲究
书在洞中5年多，眼看抗战晨曦已现，日军却短暂杀入贵州独山。毛春翔速即给老馆长发去快电，陈训慈则在重庆颐养，最终，耕作部决定将书运到我方眼皮下面支撑。
12月13日，文澜阁书运达重庆青木关，秘藏于耕作部部长公馆近邻的4间大瓦房中，公馆配有4名警卫，备有兵器，安全不成问题。
《四库全书》迁移到重庆青木关时，竹排载文物卡车过河
一时刻，文澜阁本明天的行止，又成了和顺焦点。
早在书存贵阳时，就有传言说，贵州大学念念把书留住。竺可桢还给陈训慈去信，请他预防，最佳让贵州早点撤消这个念头。
比年来档案公布，才发现这是个污蔑。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，并非留书，而是念念借书抄书。终末耕作部提议折中建议，抄全书“极为不易，且有销亡之虞”，不错抄写“书中关联西南文件为外间未经刊印之孤本”，为着重阁书销亡，抄写责任不可离开藏书风景。
这项责任其后由贵州大学陶冶、国粹众人柳诒徵具体办理。可惜的是，在地母洞抄的《四库全书》西南文件，其后齐毁于战火。
书到重庆，又传出“蜀中有劲东说念主士倡议文澜阁书应留西南，以助拓展文化”。不外，阁书最有劲的竞争者，当属行将复返南京的中央藏书楼。
为打发四方争宝，1945年2月，在重庆的浙江东说念主成立了文澜阁书支撑委员会，“那时是以支撑妥善为意义，试验是预为以后原壁返浙之地”。
抗战告捷后，时任中央藏书楼馆长的蒋复璁居然找到了支撑委员会委员张宗祥，但愿阁书能放到南京，意义是南京是国都，“放在南京更起作用”。
张宗祥绝不客气地把他顶了且归：“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，都是向浙江东说念主募捐来的私财，外省的大亨也不曾惊动一个。是以当今这一部书若干有一部分属于浙东说念主公有的，政府先征求浙江长者的见解，望望奈何？”
竺可桢也力拒中央藏书楼罗致的条目，赞助“浙东说念主护之，浙东说念主存之”，后经浙江商榷会代表民气，电告南京政府，此议才作罢。
九九八十一难后，文澜阁本终于由6辆汽车载运，11名警戍卫送，毛春翔、夏定域等6东说念主押运，离开了青木关，踏上了还乡的归途。
这50多天，在毛春翔记忆中仍是“途中费劲之事，困苦之状，非数纸所能尽”。他们在衡阳遇匪，开火几百枪，才圮绝劫匪；在上饶遇到萧疏急流，在永新又差点翻车，“凡此齐为令东说念主永恒铭记之遇到”。
1946年7月5日——90岁乐龄的毛念慈仍把这个日子铭刻紧紧的。因为那天，阁书回到了西湖孤山的红楼。之后没多久，父亲毛春翔终于站在了家门口，20岁的他，给父亲开了门。
他的父亲陪《四库全书》“离家出走”8年又11个月。回家那天，依然衣着粗布长袍，大概刚刚放工通常。他的脸上，也看不出一丝劳苦，只默然从包里拿出两双皮鞋，递给孩子们。
他的母亲也没说什么，仅仅挟恨，这样久不晓得寄一丝财富回来：“噶许多年作念下来，还买不到一光（江浙方言：一根）油条。”
8年里，夏定域与家东说念主也断了给养和通讯。宗子夏锡楚，奴婢父亲一齐颠沛，在长体魄的年龄败落应有的养分，不幸患上了骨癌，刚回家便去世了。为此，夏定域深受家东说念主诽谤，他含泪在日志中写说念：“原拟将楚儿托四弟从金华带回家乡，但因交通问题，才顾我方带往后方，不意竟阴差阳错也！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些护书东说念主，仍旧围着书打转。
古籍保护学者顾志兴回忆起我方十几岁在浙图看书时的情形，张宗祥、毛春翔两位老先生就在他身边。“张先生的抄书我是亲目击到的，目不旁骛，专心抄校。午间吃饭亦然手不辍卷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民国间十分流行的武侠演义《蜀山剑侠传》，边扒拉饭粒子，边看书。有时朝我笑笑：小一又友，该回家吃饭了。”据统计，张宗祥一世共抄古籍9000余册，居然如昔日补抄募款时的誓词一般，“至死方休”。
在孤山古籍部初学处的狭窄走廊里，时任古籍部主任的毛春翔曾办起了一个小小的版块展，在一张长条桌上放着浙图保藏的几部古籍，其中有文澜阁本的几种手本，以及明代刻的“南藏”或“北藏”的《大藏经》、最罕有的几片贝叶经。“毛先生坐在一张木靠背椅上，每逢读者收支安身，他必站起来老成，不因我少小，亦然如斯。”
2020年，一场荒芜的捐赠庆典在杭州出书社会议室进行。捐赠东说念主已于7个月前往世，她等于106岁的陈玲娟——抢运文澜阁本中，终末离世的亲历者。
陈玲娟的女儿赵一新说：“我的舅舅陈训慈，辞世的时候，和我母亲两东说念主，常常在咱们眼前说起库书西迁的旧事。母亲临去世，依然对昔日的履历明日黄花。我的舅舅和母亲，兄妹俩一直有这样的愿望：绝不可让80多年前的护书行动在历史中湮没，尽可能寻找保护好西迁沿线每一个藏书或路过地，尽可能找到护书东说念主的后代，尽可能采集到昔日的什物和图片等，充实丰富西迁史料。”
90大寿时，陈训慈捐出了记录运书之苦的《丁丑日志》手稿及148封各界名东说念主信札。陈玲娟则在骤一火前留住遗愿，捐赠历史相片、大公报史料、《陈训慈传》等史料。
陈训慈及所著《运书日志》书影
数字壮盛，书阁一体
历经三百多年，“四库七阁”各有其命，书与阁仍在一城的，如今惟有杭州一处。
蒋复璁昔日恐惧国民党中的浙江势力，毁掉了文澜阁本，但把故宫文渊阁里的《四库全书》运到了南京。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，文渊阁本被运往台湾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当天，文渊阁依旧兀立在故宫东华门内，乾隆年间的楠木书架也犹在阁中。
外传中运到日本的文溯阁本，虽最早落入日本东说念主之手，但并未离开沈阳。抗好意思援朝时间，文溯阁本被运往黑龙江暂存。中苏联系高度病笃时，又转至兰州市邻近的榆中县战备书库。2005年7月，兰州市仿照沈阳文溯阁所建的藏书楼落成，文溯阁本才算平安下来。
最荣幸的是文津阁本。1909年，清政府调承德的文津阁本进京，筹建京师藏书楼。自1931年起，北平藏书楼新馆落成，它们便被专室崇尚。是唯独完整领有原架、原函、原书一体存放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国度藏书楼的镇馆之宝。
文澜阁本历尽劫波，但在浙江文东说念主志士的守护下，书、阁都得以完好意思保存。原装的书匣、书架虽毁于太平天堂兵祸，但经三次整理补抄后，书基本保持原样，仅仅封面由绢面改为纸面，书籍之间改用银杏夹板，易书架为书柜。
在恒温恒湿的浙图地下善本库，陈训慈昔日打造的那228只箱子已很难找到，拔赵帜立汉帜的，是一滑排樟木箱，共360个，明显刻着“文澜阁四库全书”的字样。
常有东说念主参不雅文澜阁后叹气：淌若《四库全书》能放回环澜阁就好了。诚然，书阁一体是东说念主们对文脉传承的完好意思期待，但光绪年间建成的藏书楼，在民国时就因潮生了白蚁，早已不妥当藏书了。
从1912年夏，把书从木质建筑文澜阁移至浙图孤山馆舍，书与阁便分别了，但算作江南终末一座皇家藏书楼，文澜阁仍获取充分保护和哄骗。
1929年，西湖展览会在杭州开幕，文澜阁算作农业馆使用，尔后一直属于博物馆。2006年起，浙江省博物馆负责对文澜阁进行大修，历时五年，直至2010年才好意思满。
客岁3月，浙江省藏书楼抛出了“文澜重光”的念念法，但愿哄骗数字本领，再行达成“书阁一体”。蚂聚拢团的职工自告勇猛，志愿提供本领救济。
年底，“文澜重光”小技艺上线，点击文澜阁的飞檐翘角，即可与数字东说念主一起游阁。淌若有闲，还不错沉下心来，翻阅依然上线的一千多册古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线上的《四库全书》是专为“文澜重光”模式拍摄的高清影印版，保存了书页上的水渍、虫蛀、火蚀陈迹。在山河峡口落水的水渍已成褐色钤记，恰似战士的伤痕；在贵阳被小虫爬过的地方，留住幽细小孔；那些被火掠过的陈迹，也许是太平军生火时，溅落的火星。翻开数字书，这些故事都还在。
感谢浙江省藏书楼张群研讨员、浙江省博物馆梅丛笑研讨员对本文的救济，本文参考《运书日志》陈训慈著；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顾志兴著
记者：孙文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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